定期之約
五十個演員。一個晚上。沒有鏡頭。
成員們最先提起的，是那些聲音。不是球拍擊球的聲響——雖然那聲音一直在，像穩定的節拍墊在一切之下——而是那些說話聲。笑聲。那些只有認識彼此太久、久到不必客氣的人之間，才會有的挖苦。A TEAM每逢星期二晚在九龍仔網球中心練球。據粗略統計，成員已超過五十人。大多是演員。也有幾位幕後人，球技是真的好。他們一批一批地到，有些人還穿着開工的衣服，球拍袋像公事包一樣拎在手裡。他們打招呼的方式，是那種不必演的那種：一個點頭，一句玩笑，一隻手搭上另一邊的肩膀。然後是李思雅。
成員們這樣形容她：站在網前，一手拿着戰術板，頸上掛着一個幾乎從不響的哨子。她不一定落場。很多時候她在看——不是教練的那種看，雖然她也是教練——而是一個主人家看自己花了幾年時間才湊成的派對的那種看。她看得見誰累了。她看得見誰在假裝不累。「她不是教我們打球，」一位成員說。「她是教我們怎麼一起打球。」
這件事，表面上看，是荒謬的。一個由演員組成的網球聯盟。在香港。一個所有人都忙的城市，一個時間是唯一貨幣的城市，五十個表演者從行程裡硬生生挖出一個每週的時段，來打一項大多數人打得並不好的運動——這聽起來不像嗜好，更像一場後勤上的發燒夢。但他們就是繼續出現。一個星期二，又一個星期二。揮拍，漏接，然後笑。源起這種事，事後回看總是像命中注定，但當時不過是一連串的巧合。
黃子恆是這樣說的：他和洪永城早在零幾年就已經跟一圈圈內朋友打網球。然後生活來了。工作來了。洪永城把球拍放下太久，久到幾乎等於丟了。那群人散了。然後：一場慈善表演賽。黃子恆和洪永城被邀請。他們又開始打球。然後在某個香港大型網球賽事上，他們撞到李思雅。大家已經很多年沒一起打過球了。有人說了那句所有人都會說的話：不如我們約多一點。
這一次，他們是認真的。
第一次練球來了四個人——黃子恆、洪永城、李思雅、鄭子誠——那天的熱，毫不留情。香港的夏天不談判。它只是壓下來，你要麼打過去，要麼打不過去。他們打了。「我們沒有第一個加入的成員，」黃子恆說，「因為發起人就是四個。」他頓一頓。「但我們身邊本來就有很多會打網球的藝人朋友。他們知道我們在組織一個藝人網球會之後，都非常踴躍。用『一呼百應』來形容，並不誇張。」
「A」for Artist。「A」也是網球分級裡最高的A grade。一個字母，兩個意思。名字很快就定下來了，此後沒有人爭論過。沒有人說出口的是——因為不需要說——網球是容易的部分。困難的部分，讓五十個人在星期二晚上放棄睡眠也要回來的那個部分，發生在之後。在九龍城。在飯桌上。A TEAM的會長是郭晉安。無論用什麼標準衡量，他都是香港最為人熟知的演員之一——幾十年來一直在電視螢幕上，得過獎，有一張會讓人在街上停下來的臉。他同時也是一個，原來一直在思考「在這個消耗演員的城市裡，做一個演員意味著什麼」的人。
「有一種距離，」他說，當我問起那個關於拉近藝人與社會的宗旨。「人們在螢幕上看到你，以為認識你。但他們不認識。他們認識的是一個角色。他們認識的是一場表演。」網球，他認為，是表演的相反。你無法假裝一個發球。你無法用演技打出一球。你要麼擊中，要麼擊不中。
「當我們去某些地方——比如江門——我們不是以演員的身份去的。我們是以打網球的人的身份去的。而我們遇到的人，他們見到的不是一個明星。他們見到的，是一個跟他們一樣打得那麼差的人。」他笑了。「或者，一樣那麼好。」江門那一趟，他說，出乎他意料。他本以為慈善活動就是那種——剪綵、合照、客客氣氣交換禮物。他發現的是另一回事。
「我們是在交流，」他說。「真正的交流。關於文化，關於我們怎麼生活，關於我們享受什麼。我們之間的距離——就這樣消失了。」他頓了一下。「我沒有預計過。我沒有預計過會走到那麼遠。」關於慈善——那個每個名人組織都要面對的問題，那個懸在每一張合照和每一篇新聞稿之上的問題——郭晉安的回答異常直接。
「A TEAM裡面每一個藝人都是有身價的，」他說。「商業活動，我們收費。那是工作。但慈善活動——」他搖頭。「我們不收。我們不理其他人收多少。我們做，就是做。」他清楚人們會怎麼想：慈善是一場交易，名人用時間換取善意，然後稱之為慷慨。他懶得辯駁。「根本看不到有什麼實質的好處，」他說。「我們得到的，是——」他停頓。「——滿足。是屬於一件事的感覺。是群體的快樂。」他承認，這不是一個很體面的答案。但這是真的那個。A TEAM最不缺的，是後勤。
五十個成員。每週一次練習。兩三個場，兩三個鐘，在晚上，在所有人都累了、城市終於慢下來的時候。在香港找到這麼多場地不是小事。場地使用率高。晚上的黃金時段是金子。他們最初什麼都沒有——成員自己找私人場地、自己book場、互相遷就。然後香港網球總會伸出援手。現在他們有基地了：九龍仔網球中心，有教練自願抽出時間來教初學者。
「我們很幸運，」黃子恆說。他不止一次這樣說。「我們真的很幸運。」但在這裡，運氣是堅持的另一個講法。是那種不斷去問、不斷去組織、不斷出現的意願——即使行程不可能，即使天氣惡劣，即使整件事開始像一個失控的嗜好。所有這些——場地、行程、人情、堅持——都只是機器。成員們真正談論A TEAM時談的，是網球結束之後的事。
它每次的開始都一樣。十點過後，饑餓來了——不是那種客客氣氣等着被承認的饑餓，而是那種直接坐下來、等着被餵的那種。幾個人開車去九龍城，那裡的鐵閘還開着，桌子還擠着，他們點太多食物，留得比預期久。「大家在吃宵夜那個過程裡，會盡訴心聲，」郭晉安說。他說得很平，沒有修飾。「大家有什麼就講什麼。」
不講工作，尤其不講。不講這個行業，不講行程，不講試鏡。他們講運動，講學習，講些無關痛癢的事。郭晉安把它跟拍戲比較——在那裡，即使只是相處，也是一種勞動。每個人都專注，每個人都意識到時鐘，每個人都還在某種意義上「開着」。
「這一次，是在一個有益身心的健康運動裡面，」他說。「大家的歡聚，令我印象很深。」他停頓。「平時拍戲的時候，只是太過專注於怎樣演好一個劇集。但這一次——」他停下來。「我記得很清楚。」在球場上，他們還是演員。在飯桌上，過了十一點，食物太多，沒有鏡頭，他們只是一些累了、開心、不急著回家的人。
未來，根據郭晉安的說法，不是他會多想的事。「我從來沒有想過會發展成怎樣，」他說。「因為也不需要去想。太多的想法，反而可能會阻礙整隊Team的運作。」他相信的，是身邊的人。他點名：李思雅、洪永城、黃子恆、鄭子誠。「他們都真的很能幹，」他說。「各自都付出了很多。」有他們在，他相信A TEAM會繼續走下去。
眼前的目標是慈善牌照。這是一道官僚的關卡，但很重要——有了它，他們可以做更多，接觸更遠，把一直憑直覺在做的事正式化。再之後呢？更多運動。匹克球已經有精英隊，定期練習，有專業教練。他們在談進一步擴張——把在其他項目上認真運動的演員也拉進來。例如陳展鵬，以前是香港乒乓球代表隊。伍富橋，也是乒乓球代表。還有李思雅，當然——網球、高爾夫球、匹克球都有好成績，一種她從不張揚的、安靜的強大。
「我們絕對有能力繼續擴大版圖，」黃子恆說。「集合更多不同運動類型的藝人朋友。」他指出，全世界的運動風氣越來越濃。「令人們身心靈更加健康。」這是一個謙遜的野心，打扮成一個很大的樣子。而這，也許，是最香港的一件事。最後一個問題，是最軟的那個：有沒有什麼話，是他從未對隊友說過——如果有空間，他現在會說的？
郭晉安沒有把它當作一個軟問題。「我是一個很坦白的人，」他說。「有什麼就講什麼。」答案來得毫不猶豫，帶着一種從不覺得需要修飾的男人的平直。
他對A TEAM的期望，跟他對自己的期望一樣：一個沒有客套謊言的房間。他伸手去拿三個詞，然後以一個特定的順序把它們交出來——開心。見誠。坦白。
理由比它聽起來要不溫暖。「因為我們始終是藝人，」他說。「藝人就是娛樂組的代表。如果不能娛樂自己，又怎麼能夠把娛樂、把歡樂，帶給我們需要幫助的人呢？」這聽起來像是在為慈善工作辯護。它實際上是在為整件事辯護——那些球場、那些宵夜、那五十個重新安排自己生活、只為了在星期二晚上把球打得很差的人。慈善是他們用快樂去做的事。快樂是他們先製造出來的。
A TEAM不是一個慈善團體，不是一個體育會，不是一個聯誼活動——雖然它有時會被誤認為三者皆是。它是一個定期之約。五十個人，一個晚上，沒有鏡頭。在一個什麼都要衡量的城市裡，他們建了一件什麼都不衡量的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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